城市(直辖市、地级市，不含港澳台地区)，其中，上海、北京依然位列前两位，东莞则是第一年突破万亿。本文具体观察了北京、上海、东莞、重庆、武汉、苏州、杭州这些受到较高关注的城市的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几个重要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很明显的特征是，北京、上海正通过增加高技术类企业来增加城市的经济驱动力；深圳的外溢发展和2年的外贸大环境使东莞的gdp突破万亿；重庆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且汽车行业对当地经济影响大；武汉的资金、人才资源使其能快速地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苏州和杭州的产业差别大，前者通过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在发展强项的基础上，通过在之前的薄弱项方面发力来强化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城市群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和核心城市具有绝对竞争力分别是和珠三角地区万亿gdp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效果良好的重要原因。
“万亿gdp”并非是中国所有城市发展的目标，本文仅从经济发展视角进行观察。城市的发展目标还有更多重要指标和维度，比如和谐、自洽、可持续等等。
中国主要城市已经公布了2021年gdp数据。根据ceic的数据库，我们观察了296个城市2021年的gdp情况，包括4个直辖市和除海南省三沙市(数据未公布)以外的所有地级市(292个)。
2021年中国有24个城市进入了万亿gdp城市的行列，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等。在这些城市中，上海的gdp总量依然位于首位，与北京一起，gdp总量首次突破4万亿元；东莞则是首次进入万亿gdp城市的行列。
2021年，这24个城市的gdp约占全国gdp总量的8.45%，可以说，它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这些万亿gdp城市的产业发展状况如何？它们是否也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我们根据这些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对关注度较高的城市(北京、上海、东莞、重庆、武汉、苏州、杭州)和重要的城市群进行了研究。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ceic、wind和政府公开信息。其中，2021年人均gdp计算方式为2021年各地gdp总量除以常住人口数(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地均gdp计算方式为2021年各地gdp总额除以各地最近公布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城市群仅计算了其所包含的直辖市、地级市的情况，且当部分直辖市、地级市只有部分区域属于城市群时，也用整个直辖市、地级市的数据来估计。
上海和北京作为国内gdp破万亿的前两个城市(2006年和2007年)，连续多年位于gdp排行榜榜首。2021年，gdp总量分别达到了4.32万亿元和4.03万亿元，第三产业均是主导产业。在2017年之前较长的时间内，这两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gdp增速均位于这24个城市的最末两位。2020-2021年，两个城市的两年平均gdp增速分别为4.85%和4.79%，在24个城市中排名第18和19位，疫情下表现出稳定的增速和一定的增长潜力。
上海近年来规划了“五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清算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的上海金融业的确在近两年对当地的经济有较强的拉动作用。2021年，上海金融业占第三产业产值的25.18%。在2020和2021年遇到疫情的情况下，该产业受影响相对较小，产值两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95%。
立足今天，上海也遇到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但在过去两年，上海各产业都有较平稳的表现，再叠加金融业的较快增长，是经济增长稳定的主要原因。
如果需要经济快速的增长，高新产业的发展就是重要的条件。而上海市区昂贵的成本却使得很多企业望而却步，较偏僻的地方同样无法吸引到太多的企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将建设五个新城作为发力点，通过配合出台比如新城落户的优惠政策、优化新城住宅供给等方式，吸引人才和企业的进入，对城市空间进行优化。五个新城即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南汇新城，它们离市区距离较远，但土地面积大。根据《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导则》，五个新城有各自的分工，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装备、电子信息等重要产业，与上海十四五制造业规划的“3 6”新兴产业体系密切相关。
目前，这五个新城还在继续建设和完善中，拉动经济的真正效果可能还需要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从数据来看，虽然上海有上汽、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工厂，有中芯国际、华虹宏力等集成电路工厂，但在2017年之后，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逐年下降，2021年仅为26.49%。这五个新城是上海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来源。未来几年上海第二产业产值增速是否会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是否会扩大(2021年为10.71%)，是值得关注的。
2014年，具有资源聚集特点的首都北京明确了“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战略定位。在确定了该定位后，叠加对环境的要求，北京对非首都功能进行了疏散，通过以一般制造业及污染企业、学校、医院为例的功能疏散，缓解了“大城市病”；同时，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也吸引了更多的高精尖企业进入。
在这样的战略定位下，最直观的是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长开始放缓，以及空气质量的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根据政府公开信息，2013年科技、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为40.7%，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60%。
常住人口数量的控制和高精尖、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占比的上升，是北京在较大的人口基数的基础上，人均产值能够位列前五的重要原因。2021年，北京人均产值达到了18.39万元，比上海和深圳高出近1万元。
2019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当地的独角兽企业达到了8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与一般制造业相比，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涉及的产业具有产品附加值高的特点，且受疫情的负面影响也小，确实为北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
在面临疫情的2020-2021年，工业方面，当地凭借着医药科研能力，研发生产出了广泛接种的国药、科兴疫苗，处于国际疫苗研发前沿。从数据来看，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两年平均增速达到了96.26%，其中2021年的增速达到了252.10%，有力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三产业中，2021年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占第三产业gdp的23.12%和19.87%。其中，后者的两年平均gdp增速达到12.69%，助力地方经济增长。面对医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突出表现，2022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双发动机’”。
gdp总量高，同时又有“大城市病”的北京，优化了产业结构，进行了“疏散”和“进入”，前者改善了当地生活环境，后者成为当地经济再次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北京第三产业gdp占比已经很高了(2021年为81.67%，上海为73.27%)。2021年北京有较多的央企总部开始外迁。在这样的调整下，当地的经济增速是否会受到影响？未来的产业结构还会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图4:2020-2021年北京重要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2021年万亿gdp城市中有4个来自广东省，分别为深圳、广州、佛山以及东莞。其中，东莞市为首次进入万亿行列，以1.09万亿元的gdp总量超过西安(1.07万亿元)，位列第23名。
1、“世界工厂”和深圳的外溢发展
东莞有一个别称——世界工厂。早在1978年，东莞就开始出现“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当地制造业开始快速发展。起初，主要生产纺织品、服装、鞋帽等低价值产品；后来，诺基亚也在当地设厂，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到来。当时的东莞有绝对的制造业优势。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劳动成本逐渐上升，东莞制造业的优势受到挑战，很多原本在当地设厂的公司选择将生产向东南亚和非洲转移；与此同时，东莞的电子制造业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在当地的工厂于2015年关闭。然而，由于大量工厂的转移或关闭，土地成本低廉，为东莞在2012年深圳外溢发展战略实施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
2021年，东莞第一、二、三产业的gdp占比分别为0.32%，58.21%和41.47%；与10年前相比(2012年一、二、三产业gdp占比分别为0.33%、52.28%和47.39%)，第二产业的占比提升了近6个百分点。
同时，数据显示，东莞以每平方公里4.41亿元的地均gdp在全国296个城市(直辖市、地级市)中排名第三，展现了土地使用的高效率。
这些数据符合东莞“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与深圳的外溢发展和深莞惠一体化相吻合。
离东莞不远的深圳，经济发展水平高，有大量的高科技产业，且企业密度高。2021年gdp总量达到3.07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三；人均gdp为17.46万元，在所有直辖市和地级市(除三沙外)中也名列前茅；而其地均gdp为每平方公里15.35亿元，远超第二名上海市(6.82亿元/平方公里)，遥遥领先。这样的深圳遇到了可使用的土地面积有限等内部制约。因此，在2012年的深圳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外溢发展战略第一次出现在当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外溢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区域比较优势理论。靠近深圳的东莞，凭借其低廉的土地成本，在这样的战略下获得了机会，2021年实现了gdp万亿的突破。深圳的企业也得以实现生产转移，解开了土地面积的束缚。
深圳的生产转移，不仅直接为东莞创造了产值，还为当地带来了上下游企业；而完整的产业链吸引了更多同类企业的加入。在深圳外溢发展的作用下，东莞制造业再次崛起。
目前东莞的一个主力产业是电子信息业。虽然在当地的工厂早已关闭，但目前华为、oppo、vivo等公司均在东莞设有工厂。华为的总部在深圳，从2015年开始在东莞建造终端总部。几年前，很多员工陆续搬到这个基地。这类大型企业的搬迁，助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如今，根据《东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再次成为一座制造业名城的东莞也明确了其“4 5”产业集群的培育，包括4个产业集群——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鞋帽、食品饮料，以及5个新兴产业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当地对制造业的发展支持也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随着制造业的后续发展，未来东莞的服务业可能也会有所扩张。另一方面，部分产业转移至东莞的深圳未来经济增速是否会受到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深圳gdp增速为6.7%。
2021年东莞gdp增速达到8.20%，在24个万亿城市中排名第13.外贸的强势表现也是其gdp突破万亿的关键。2021年，东莞的贸易差额增长了18.86%至3872.6亿元，超过了深圳。
这样的表现得益于2021年国内外疫情差异和国内助力外贸的政策。除了这些因素，东莞的出口也与其自身强大的制造能力密切相关。
第二产业作为东莞的主要产业，由于上述的深圳外溢发展，也从较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外贸向高价值产品转化，成为东莞2021年gdp突破万亿的重要条件。根据东莞市统计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2019和2020年，东莞出口金额最高的三类商品分别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手机、电子元件，与深圳的外溢情况和当地制造业强项相符。这类高价值产品的出口也提高了当地的产值。
2021年，重庆gdp总量达到2.79万亿元，连续三年在均位列所有直辖市和地级市中排名第五；增速达到8.30%，处于24个万亿gdp城市的中游水平；从人均和地均角度来看，重庆与其他的万亿gdp城市有明显差异，在所有城市(直辖市、除三沙的地级市)中两个排名分别仅能排到第79和93位。大面积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是当地gdp高的重要基础。
与大多万亿gdp城市不同，重庆的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用地难度大，注定了当地工业用地效率不可能太高，这也是重庆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较大的主要原因。
2021年，在24个万亿gdp城市中，只有福州和重庆的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5%，其中重庆达到了6.89%，是其产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当地共有11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涉及涪陵青菜头、荣昌猪、奉节脐橙等高价值品牌产品。当地也在持续改善农业结构，如重庆市渝北区通过“六改”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转变，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生产品种，提高产值。
虽然当地重视第一产业产值的提高，但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第一产业往往意味着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对产值的拉动作用较弱；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其他万亿gdp城市低，通常会导致外来劳动人口较少，青少年和老年人口比例高。因此，虽然重庆2021年gdp总量为2.79万亿，但其土地面积达到了8.24万平方公里，是gdp略高于它的广州的11倍，地均产值依然较低。
虽然重庆作为万亿gdp城市有较高的第一产业占比，但主要拉动当地产值的依然是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40.10%和53.01%)。整体而言，重庆的产业结构与中国整体情况(2021年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比7.3%、39.4%和53.3%)相似，发展较为均衡。
，前身是兵工厂，经过几次迁移来到重庆，在1958年研发、生产出了国内第一辆吉普车，1983年正式进入汽车领域，为当地的特色汽车产业奠定了基础。作为整车厂，在它的带动下，重庆在较早期就形成了较成熟的汽车产业链，汇集了力帆汽车、恒通客车等知名企业。本土品牌多且为整车厂，是重庆汽车产业的特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汽车产业是拉动重庆gdp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最早可查数据，2011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产值达到了2199.3亿元，接近当年工业总产值的18.56%；最近的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汽车制造业总产值达到3711.5亿元，16.28%的工业总产值来自汽车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的占比高也意味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与该行业的状况密切相关。从2018年开始，中国汽车销量开始下降，汽车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受当年汽车市场下滑影响，2018年重庆汽车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上一年的22.02%降到了18.12%。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当地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产值上超过了汽车产业。当年重庆的gdp增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从前两年在24个城市中增速均位列第一变成了第23名。虽然当地的汽车产业依然能够拉动gdp，但效果明显减弱。
在2018年gdp增速经历了低谷后，重庆继续推进了包括电子、装备等产业的发展和对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2021年，重庆gdp增速在24个城市中排名第11位，除了有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助力，还受到了汽车市场回暖的影响。其中，当地汽车产量同比增长252%，在该细分市场表现突出。
正如重庆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抓住智能汽车发展机遇”，虽然目前市场上仍以燃油车为主，但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是一条充满机遇的赛道。重庆大量的汽车制造经验或许能帮助当地抓住机遇。企业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就像过去长安汽车在重庆，现在华为在深圳。过去几年，重庆当地企业没有明显的突破，同时也没有突出的企业进入当地。而没有良好的产业环境，当地的经济发展可能不会有很大的进步。
因此，对于重庆来说，未来几年是否有企业能够在新能源汽车、电子等各重点领域上有所突破，或者能否出现新的企业带动当地经济增速，都值得关注。
图6:2011-2020年重庆两大支柱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来源：重庆统计年鉴，第一财经研究院
万亿gdp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省份，在去年出口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gdp增速大多都能达到或超过全国增速(8.1%)。在不靠海的城市中，武汉在2020年时面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后，2021年展现出了快速恢复的特征。2021年武汉gdp总量位列第9，增速达到了12.20%，是24个城市中增速最快的。同样不沿海的万亿gdp城市郑州(4.70%)和西安的gdp增速(4.10%)在2021年均低于全国水平，位居24个城市的最末两位。
在没有自然资源优势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对人均gdp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高校，因此人均产值也与高校的聚集程度直接相关。
实际上，武汉、郑州、西安这三个不沿海的万亿gdp城市都有高校聚集的特点。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2022年)，武汉有83所普通高等学校，包括46所本科高校，两个数字均仅次于北京。郑州和西安分别有67所和63所普通高等学校，均位居全国前10.大量的高校使这些城市更容易收获人才，是它们在缺乏自然资源和沿海优势的情况下，gdp依然能够破万亿的重要原因。其中，武汉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比另外两个城市更有优势。相应地，它的人均产值也更高——2021年武汉的人均gdp达到了14.37万元，在全国直辖市和地级市(除三沙)中位列第19，而郑州、西安的人均gdp均未超过11万元。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能够大幅拉动产值的高端产业需求很大。与普通劳动力相比，人才在高端产业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当一个城市拥有大量的人才时，高端产业会更容易开展，经济会发展得更快，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才，形成良性循环。
在人才集聚的情况下，1988年武汉即在当地建立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别称“中国光谷”)。2022年，开发区涉及42所高等院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则竞相发展。
当地对这些高新领域的关注较早就取得了成效。2018年，光电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产业三大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就已超过了5000亿元。三个行业分别有以长飞光纤、东风汽车以及九州通为代表的大量知名公司，对当地产值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在生物医药及领域的实力也是武汉在缺乏沿海优势的情况下，近几年面对疫情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就生物医药园区而言，光谷生物城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前述的近两年经济增速较低的郑州和西安，前者早年依赖富士康，后者则主要关注汽车、航空航天领域，在面对疫情时，没有出口或医药研发优势，却有飞行、旅行减少的不利因素，经济增速受到影响，与武汉形成了较大的差异。
武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也吸引着更多人到来。2021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速较另外两个城市更快。而当地也在近几年提出打造“965”现代产业集群，涉及大量的高新领域。武汉人才持续流入和高端产业持续发展，是未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
图8:2012-2021年武汉、西安、郑州常住人口
武汉虽然不临海，但靠近长江，地理上位于国家较中心的位置，与多省相邻，有高铁通向很多地方，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下，武汉的地理位置变得更为有利。
交通的便利性，结合政府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措施，对企业的进入以及吸引资金有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随着大量企业和资金的到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上述的人才资源也会变得更为丰富。
在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当地政府重视营商环境，促进了武汉经济的活力，截至2021年末，当地有72家a股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10.与不属于沿海省份的地级市相比，武汉a股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京和成都。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和杭州在以前就常常被一起提及。作为江苏和浙江的重要城市，在近10年中，它们的gdp总量稳定保持在全国前10的水平。2021年，在出口环境整体较好的情况下，gdp增速分别达到24个城市的第5(苏州)和第7位(杭州)。但两者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苏州第二产业占比(47.86%)与第三产业占比(51.31%)非常接近，而杭州的第三产业占比高达67.85%。
大多数排名靠前的万亿gdp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都明显较高，与之相比，苏州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苏州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优势，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了4.13万亿元，拥有最早由苏州和新加坡合作建设的、多年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的苏州工业园。
与东莞电子制造业、重庆汽车制造业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不同，苏州工业涉及的产业较广：在较早期(2015年左右)，当地的支柱产业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冶金、纺织、化工和石油六大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苏州提出了四大产业集群，仍然包括电子信息以及装备制造，而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则是新的发展重点，对较传统的制造业进行了升级。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苏州不断进行产业的升级、优化，实现了从传统的产值相对低的制造业到高产值产业的转变，是当地gdp一直能够保持在前列和近两年保持较快增速的重要条件。
偏技术的先进制造业也是苏州能够有较高的人均产值的主要原因之一。2021年当地人均产值达到17.82万元，在全国所有直辖市、地级市(除三沙)中排名第五，甚至高于上海。
作为浙江的省会，杭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比较高。随着互联网发展迅猛，阿里巴巴与其旗下的淘宝、支付宝等的创立则对之后杭州的“智慧经济”特色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8年，淘宝在国内快速发展，除了自身的继续发展和投资，还带动了一批相关企业进驻杭州。2014年，杭州提出要把“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作为‘一号工程’”，以成为全国领先的信息经济强市和智慧经济创新城市为目标。
在龙头企业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互联网成为拉动杭州经济的重要产业。2014到2020年，杭州第三产业gdp占比逐年上升，由55.59%升至68.04%。2021年当地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了27.1%。
正如汽车产业对于重庆的重要性，互联网行业的情况会直接影响杭州的经济发展。就数字经济而言，相比其他服务业、制造业，该行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2020年和2021年杭州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了13.3%和11.5%，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明显。在这两年中，杭州的经济增速分别排在24个城市中的第9和第7位。
然而，相比于多产业发展、gdp增速排名(在24个城市中)相对稳定的苏州，杭州优势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这是它在过去很多年增长情况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从2019年开始有所放缓，同年，杭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第二产业占比重新开始上升，第三产业占比回落，表明当地制造业发展的强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杭州“双引擎”的发展情况是未来值得关注的。
就全国而言，仍然有较多的城市gdp水平相对较低，这些万亿gdp城市是否能够带动位于其周边的城市协同发展也值得关注。本文选取了几个重要的万亿gdp城市所属的城市群作为样本，考察2021年这些城市对其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能力。
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珠三角九市人均gdp分别达到了13.98万元和12.89万元，人均产值较为突出。而且，与gdp和人均gdp同样较高的京津冀城市群相比，其城市之间的人均产值差距较小。
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主要是基于长三角城市群所涉及的城市很多临海，经济水平本身就较高。因此，与其说是“带动”，不如说上海更多的是作为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城市。目前上海主要在科研、航运等方面对周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科研方面，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共同建设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于2021年在上海揭牌。从长三角各地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地从较为传统的产业转向高技术产业的需求都较强，而实现这种转化的条件是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上海作为中国的人才聚集地，与周边城市共同建立了这样一个创新中心，为自己和周边地区提供凯发app官方网站的技术支持，是带动周边地区人均产值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长三角港航一体化上，基于各地港口的不同优势进行的资源整合和再次分流助力了各地区的产值增长。
上海的这些带动方式都是基于本身与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研和贸易实力强，并且有向高附加值产品升级的需求。而在城市群中，71.43%的城市(直辖市、地级市)人均gdp低于6万元，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增加了其带动的难度。
前文提及的深圳外溢发展与东莞的突破，通过部分产业的转移来实现周边地区经济的增长，是深圳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的典型案例。这种带动方式是相对被动的，其条件是核心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力，且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需要转型或升级。
2021年，北京开始有央企搬迁计划，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大型央企将原本设在北京的总部陆续迁至位于河北保定的雄安新区。未来这样的外迁是否能够像深圳外溢到东莞，带动东莞经济那样，带动同属于城市群的河北保定的经济发展？这是值得关注的。
当核心城市本身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能力就会比较弱。比如，虽然武汉本身也是排名靠前的万亿gdp城市，但与北上广深相比，武汉资源有限，仍然有发展的压力，叠加周边地区普遍经济水平不高，带动效应相对较弱。而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差异虽然小，可以进行协同发展，但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是特别突出，因此带动作用也不强。这些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效果在未来几年值得关注。
作为粤港澳大湾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广州，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已比较充分。广州带动周边地区的一种方式是在交通上互通，通过高铁、高速公路、过江通道、物流枢纽的建设，增加人和货物流动的便利性。
本文所关注的这些万亿gdp城市展现出了不同的产业结构，它们通过各自的方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对于更多gdp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城市来说，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万亿gdp”并非是中国所有城市发展的目标，本文仅从经济发展视角进行观察。城市的发展目标还有更多重要指标和维度，比如和谐、自洽、可持续等等。
从普遍的规律来看，这些城市或是通过产业和城市空间的调整、优化，或是通过被周边地区带动等方式，正在将原本较传统的产业转变为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这些高新技术也是拉动当地经济的重要动能。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拥有人才、自然资源或者资金资源。
从万亿gdp城市的带动作用来看，城市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核心城市是否具有绝对竞争力是决定带动效果的重要因素。
